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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6到2017，世界經​​濟的走勢不容樂觀。

如果我們有幸能熬過2016年，那麼此刻就要為2017年做好足夠的準備了。

年年歲歲花相似，年年歲歲人不同。這說的不是年復一年的良辰美景，而是每年的經濟形勢。互聯網時代，讓一切發言都記錄在案，使每個經濟學者的誤判都留下了證據。 “2008年是中國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2009年將成為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2010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2011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最複雜的一年”、“2012年可能是最困難但也最有希望的一年”、“2013年可能是中國最困難的一年”、“2014年將是最困難一年”、“2015年是中國經濟運行相對最困難的一年”、“2016年可能是最困難一年，大家要準備過苦日子”，等等。這些斷語出自不同人等，有的來自廟堂之高的決策核心，有的來自有顯赫履歷的海歸經濟學家，更有的來自江湖之遠的草根專家，獨立來看都言之鑿鑿，集合起來看卻令人無所適從。多年以來，中國經濟GDP數據之高足以俾倪同儕，幾乎每年都讓悲觀預測的專家們自打嘴巴。

對這些預測，不少網友從自身感受亦不以為然，紛紛表示自己在“最困難”的幾年中加了薪、買了房、創了業，哪來困難之說？宏觀數據與個體差異鴻溝何在？是專家的失誤還是網友們的失焦？

10月，統計局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52997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7%。新華社的一份報告預測，2016年中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增長6.63％。

現代人的生活時刻與金融危機並存

在復雜的現象面前，有時候退後一步，可以看清歷史的脈絡。從1978年開始，中國重新回歸世界經濟，如何梳理其後中國經濟的全貌？中國經濟三十年來保持兩位數增長，其紀錄堪稱奇蹟，然而深究本質，也符合經濟學原理。拙著《中國經濟怎麼了》曾經列舉中國故事背後的三重紅利。首先在於改革紅利，體制改革釋放體制活力，這使得億萬民眾可以投身於生產性工作；其次在於人口紅利，釋放創造力的市場機制恰逢農村有源源不斷的閒置勞動力可以提供，保證了中國製造的廉價，足以橫掃世界市場；最後在於開放紅利，有了市場機制，有了勞動力，那麼產品哪裡去呢？加入世貿這一順風車，不僅使得中國產品可以進入全球市場，同時中國可以迅速與世界全面接觸，快速學習新技術新理念。從東西方發展路徑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更大的圖景，中國奇蹟其實並不算新鮮。中國過往的經濟發展其實延續了新興國家尤其是亞洲新興國家的發展路徑，而20世紀後半葉的經濟趨勢，基本上是新興國家追趕發展國家的故事。

根據經濟史學家數據，公元1000年，亞洲（不含日本）收入佔全球GDP三分之二以上，西歐不到9%；1820年，亞洲為56%，西歐為24%，而到了1998年，亞洲為30%，西歐及其衍生國（如美國等）則為46%。不僅如此，按照最樂觀的估算，也是相對權威的世界銀行的估計，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

《經濟學人》的預測較為保守，估計中國經濟總量可能會在2030年趕上美國。

縱然購買力平價不過是統計的遊戲，但是“中國第一”的口號始終令人心馳神往，也令人想到了上世紀80年代高呼“日本第一”的日本。事實上，中國和日本在依賴銀行信貸廉價融資進行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也很接近。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機面前，各國進入經濟衰退，中國卻仍舊以大手筆的“四萬億”一攬子投資，使得中國經濟呈現“V”型反彈，昂然於全球的一片哀鴻。現代經濟是信貸經濟，信貸經濟意味著金融滲透入經濟的方方面面，正因如此，現代人的生活時刻與金融危機並存。如此背景下，為什麼“最困難”之聲音從未遠離中國經濟？換而言之，過去十餘年是中國經濟歷史上的黃金時代，那麼如何理解很可能即將而來的“黑鐵時代”，甚至有可能發生的金融震盪？

2015年11月，唐山，一名工人經過堆積如山的鋼管旁。圖/Reuters

凡事都有成本，這是經濟學的第一課。締造中國奇蹟的三重紅利並非一勞永逸，隨著中國的劉易斯拐點臨近，制度改革也步入深水區，中國成本優勢不復往日，紅利逐漸退化甚至走向反面。中國經濟亟需新的發展動力，這卻不是短期內可以達成的。依賴投資的路徑必然有盡頭，為什麼不少經濟危機最終表現為金融危機？我在我的書《印鈔者》中詳細解釋過，現代經濟是信貸經濟，信貸經濟意味著金融滲透入經濟的方方面面，也正因此，現代人的生活時刻與金融危機並存。就中國而言，過度的投資意味著經濟在保持增長的過程中有大量的無效投資，無效投資在金融體系最終表現為債務，在產業體系表現為過剩產能，也正因此，中國的龐大債務與過剩產能是大量無效投資的一體兩面。債務有其界限：不能被歸還的債務，最終無法持續——這是如同1+1=2一般無法改變的公理。

中國經濟的增長伴隨著大量無效投資。圖/AP

2017，即將而來的黑鐵時代

回頭來看，究竟哪一年才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秉著經濟學家預測出了過去5次衰退中9次的大無畏精神，我覺得在過去而言是1998年。當時外部面臨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衝擊，內部面臨國企改革工人下崗的社會劇變。以如今的情況而言，2016年會有波折，但2017年才是最近幾年來最為困難的一年。一不小心，就有回到1998年的趨勢，只不過上次是中國受到衝擊，未來，中國是風暴核心。根據央行最新公佈數據，1月官方外匯儲備32308.93億美元，預期為32100億美元，較2015年12月的33303.62億美元減少994.69億美元。外匯儲蓄的不斷流出，對人民幣造成壓力。而人民幣匯率，則與房地產、證券市場的估值緊密聯繫，未來的拉鋸戰將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而主要體現在金融領域。凜冬將至，我們依賴誰的救贖？兩百多年前，在目睹英國幾次陷入金融危機之後，《經濟學人》編輯白芝浩（Walter Bagehot）寫下了傳世著作《倫巴第大街》，他認為在市場崩潰之際，中央銀行應該承擔拯救者責任，這就是著名的白芝浩原則（Bagehot's Dictum）——在金融危機時，中央銀行應當提供信貸，哪怕貸款利率高到懲罰性利率水平，即中央銀行要充當“最後貸款人”。

(2017年，特朗普已經就任美國總統，他的保守經濟政策將會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多變數。)

直到今天，白芝浩仍舊被認為是英國雜誌史上最偉大的主編，甚至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觀察者——無論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是中國近期的“錢荒”，我們都領會了白芝浩原則的適用性。對金融危機的爆發，一方面中央銀行難以脫責，比如放縱泡沫與投資等，同時央行也是金融危機的最終救贖者；如今中央銀行權力日益增大，正是對金融危機震盪加劇的回應。在經濟下行以及金融震蕩之中，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印鈔者”之一，中國央行的作用相當巨大，我們可以指望央行應對經濟下行乃至金融震盪麼？在2016年，中國央行仍舊手握超過3萬億美元外匯儲蓄，如果全球經濟狀況還算平穩，尚且能夠應對，但是情況到了2017年，一切將會復雜起來。

近年經濟震盪，各國央行的權力也日益增大。

隨著越來越多債務到期，人民幣對外面臨貶值壓力，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也持續增加。近期頭號“印鈔者”美聯儲的加息，以及日本央行的負利率，也使得其他印鈔者頗為為難，這意味著我們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領地。關於“困難”的定義也要重新開始，習慣好日子的我們必需面對一段苦日子。

如果我們有幸能熬過2016年，那麼此刻就要為2017年做好足夠的準備了，不虧錢就是黑鐵時代的黃金投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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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特色圖片來源：車庫咖啡提供

★ 責任編輯：宜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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